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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海华:来到新疆 一路通八国
曹海华:来到新疆 一路通八国

        作为中国对商业机会最为敏感的人群,跟随浙商的脚步,是触摸新疆商机的最好方式之一。 

  曹海华的办公室位于乌鲁木齐一条小街上的商住两用楼盘内。摆放着多盆绿植的房间稍显凌乱,看不出多少“富豪”的派头。他的桌子上显眼地放着一堆来自浙江省的《浙商》杂志—在新疆将近20年,他仍与位于中国最东边的家乡保持着紧密联系。 

  和大多数浙商一样,曹海华很谨慎,不愿意说出自己目前身家几何。但作为新疆浙江企业商会的常务副会长、新疆浙商投资控股集团的董事长,以“亿元”为身家的计量单位,是毋庸置疑的。 

  1993年,曹海华作为浙江湖州市驻新疆办事处的员工来到新疆。随后,他下海经商,从做边贸、办工厂开始,花了10年时间,已经成为投资遍布房地产、金融等多种产业在内的企业家。来自新疆浙江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新疆浙商总人数达到25万余人,浙商在新疆开办或参股企业总数已达1万多家,投资总额1000多亿元,年纳税30亿元以上。浙商身影几乎遍及各行业,其中又以能源、金融、农业方面的投资最为集中。 

  曹海华是其中最典型的商业嗅觉敏锐的浙商代表。从他的投资方向上,旁观者很容易看出各个时期新疆的经济热点。他靠办彩钢板厂起家,2004年他参与投资的总投资达上亿元的新疆纵横美宝钢结构有限公司成立,并于当年投产,其生产基地已经发展到阿克苏、库尔勒等地。近些年来,曹的投资开始转向金融和服务业。他在2002年投资1.8亿元,建了被称为“新疆最大的生态园”的戈壁春天生态酒店。接下来,他还打算和朋友一起,在距离乌鲁木齐40多公里的五家渠,依托水库再建一个大型的生态农业旅游基地,一期投资3个多亿。 

  “有些人会担心目前新疆的环境因素会影响到商业,但是真正对新疆了解的浙江商人,反而不会有这种看法。” 

  曹在新疆的下一步投资重点,除去传统的房地产业和正热的“现代服务业”外,也包括金融—他正广泛参股、入股城镇银行、合作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金融行业。 

  第一桶金:做小工、搞边贸“当年有浙江鞋匠挑担子穿戈壁越荒山而来,简直跟外星人一样。”一位家在乌鲁木齐不远矿区的新疆青年回忆自己最初关于浙江人的印象时说:“我们企业商场里租摊的浙江小裁缝,在当地认识了人,后来直接开起了服装厂。”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大批浙江人奔赴全国各地寻找商业机会,其中也包括新疆。第一批进疆者以温州人和台州人为主,他们走街串巷,从事修皮鞋、弹棉花、木匠、裁缝和油漆工等小手工业,干的都是当地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还有一些浙江人靠到新疆做贸易赚钱,比如,来霍尔果斯口岸卖绣花枕套、同时买了当地棉布带回去的湖州人。 

  按照曹海华的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批民间浙江人入疆之前,其实还有一批浙江人来到新疆,即1955年一批几百人的浙江援疆青年队,这些人后来曾长期在新疆商业系统中担任重要职务。“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疆县一级的商业流通领域里有很多浙江人。” 

  经过近10年的积累,这批早期两手空空的浙江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形成气候。他们开饭馆、做贸易公司、建专业市场、办工厂或者倒腾棉花、粮食—当时的新疆市场还没有内地开放,许多重要物资尚不允许民间买卖,粮食和棉花买卖虽然获利颇丰但尚属非法。 

  “勤奋”被认为在浙江人获取第一桶金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新疆现在仍然随处可见各种摆小摊、开小餐馆的浙江人。但曹海华觉得,在新疆待久了的浙江人,跟本土浙江人比,勤奋程度其实已经差远了。“我每次回到浙江都觉得那里的工作节奏比新疆要快得多。” 

  新疆目前与包括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在内的8个国家接壤,影响直达中亚和西亚等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产生了新的中亚五国,新生国家和俄罗斯的政治经济陷入混乱,导致了中亚物资大匮乏,许多早期来疆的浙商都是从边贸生意里挣到了第一桶金。 

  1988年,年仅12岁的温州人林勇跟随两位哥哥来到喀什,初到喀什的那段时间,他们晚上做衣服,白天摆摊,卖一条裤子赚5毛钱,只能解决温饱。1991年底,林勇和哥哥承包了一个柜台,什么好卖进什么,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林勇记得,那时从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过来的商人从不讨价还价,“同款式的衬衫,一天卖出2000多件,每天的营业额有20多万元”。当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是10元,因此他和哥哥们常常要用麻袋装着钱去银行存款。 

  利用各类小商品在浙江和新疆之间的价格差异,林氏兄弟从一个柜台开始,快速扩大经营规模。1993年,林勇和哥哥成立了喀什第一家民营企业—南达贸易有限公司,主营服装和皮鞋。到1997年,他们已经赚到了1000多万元。 

  2000年,曹海华也是从边贸中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当时,浙江省湖州市撤销了设在全国的办事处,曹海华的同事们大多数回了浙江。想着自己已经40多岁,回省内机关无非当个副处级、处级官员,前途渺茫,曹海华决定辞职下海经商。 

  当时,曹得到信息,乌兹别克坦斯的蚕茧买进是一两万元一吨,运到浙江则可以卖到四五万一吨。他拿着浙江朋友给的钱,交给喀什当地的维吾尔族商人,让他们到帕米尔去采购,自己再运回湖州。曹海华回忆说,2000年前后中亚的商业环境还很不好,“钱给出去了,东西发不过来,今天说给扣掉了,明天说被烧了,后天搞不好就给人骗了”。整整一个月,早晨新的希望来了,到晚上,希望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终于,第一单货从吉尔吉斯的吐尔尕特口岸发过来,大约有十几吨,他挣了大概五六万块的净利润。 

  几年内,曹海华从边贸生意中挣到一千万多。“2000年前后的一千多万,还是相当值钱的。” 

  发展:开餐馆,建市场、办工厂 

  2000年底,拿着做贸易挣的第一桶金,曹海华开始办彩钢板厂。 

  2000年前后,新疆的彩钢板都是到南方去买,疆内没有厂,运费很高。曹觉得这个产品的加工技术相当简单,于是在上海采购了机器运回新疆,开始在乌鲁木齐生产。当时彩钢板的成本是每平方米60元左右,而出售价则高达每平方米130元左右,一平方米就能挣七八十元。曹海华一年做10万平方米的彩钢板,利润相当高。 

  新疆的彩钢板厂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开办起来,产品利润急速下降。现在,彩钢板工厂在新疆随处可见,一平方米的利润已薄到一两元。曹保留了当年的小厂,虽然产能大幅提高,但已经没什么利润了,现在这个厂一年只能挣几十万元。曹海华在当时迅速转向办钢结构厂,同样获取了高额的初期利润。新疆的上市公司光正钢构(002524)就是由他出资建立的,后来同样因为利润下降,他才逐步退出。 

  曹认为,“抢先”是浙商能在第一桶金后取得更大成功的重要原因。由于家乡经济发达,一个产品从浙江沿海被开发出来再引进新疆,中间有一个时间差。浙商中敏感的人很容易抓住这之间的商机。 

  同样对“先机”敏感的浙江诸暨人周海炯,原本一直在新疆做汽车配件销售。1999年的一天,他偶尔听朋友说,以后国内铁制水暖管都不让用了,要用塑料管。周看中了这个消息中蕴藏的机会,第一个在乌鲁木齐最大的建材批发市场华凌市场开始卖塑料水暖管。 

  现在,单是华凌市场就有60家左右的商户在做水暖管买卖,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周的老家浙江诸暨店口镇。直到今天,周仍是大家公认做得最好的“老大”。前两年他每年的销售额都达到五六千万元,“一般开一个厂的营业额也做不到这么多”。 

  与不断发现新机会的曹海华不同,周海炯选择了在一个行业里持续发展,一直销售来自老家浙江诸暨的水暖器材和各种铜配件。他的获利方式是希望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培养品牌等方式,加大产品的附加值。“便宜不挣钱,好的东西贵还挣钱。”解释自己的想法时,不善言辞的周反复强调这句话。 

  只要有人做出一个新产品,大家都一哄而上模仿,竞争就是比谁做得便宜,同行之间甚至出现恶意诋毁,“最后大家就都做不下去了”。前些年回到浙江,周发现这种恶性竞争情况十分普遍。他对此特别担忧:“这样下去,市场就完了。”最近几年回去,他感觉踏实多了:“现在大家都开始做品牌了,质量往好里做。” 

  在新疆,还有一件让周海炯觉得很糟糕的事情是有些中亚来采购的商人喜欢把价格压得特别低,按他们给的价格生产,厂商根本保证不了正常质量。但还是有些人会降低质量给他们做。这样很容易出次品,“连带着中国制造的名声就搞坏了”。 

  中亚五国采购的水暖器材产品分三个档次:意大利和欧盟产品最高端,价格很高;其次是来自土耳其的中端产品,中国货是最低端的,没什么品牌。事实上,整个中国货在中亚目前主要都处于低端市场,那里已然形成了中国货等于低端货的偏见。有一次,周海炯在当地超市买了个纸杯,倒水之后浸软了,旁边的人就说:“达耶斯基(中国货)!” 

  周海炯一直坚持做质量较好的产品,有客户抱怨说“你这个货都跟土耳其货一样贵了!”但多年坚持下来,他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在保证较好利润空间的同时,还为自己赢得了质量可靠的口碑。 

  早些年,新疆的商贸圈流行一个词—“摘毛子”,即骗从中亚来的商人,并觉得占了便宜。周从来不去做这样的事,“那些国家的人,你骗他一次,他一辈子都不会来了”。 

  由于讲质量和诚信,现在他已有了几百个比较稳定的中亚客户,生意越做越好做。为了更好地与中亚客户打交道,周海炯甚至自学了当地通用的俄语。现在,他能基本自如地跟人用俄语聊天。好多中亚来的客户问他,“你是在俄罗斯哪个学校毕业的,还是在中国学的?”这让周颇有点小得意。 

  在挣到第一桶金后,不是享乐地花掉,或者安于现状停滞不前,而是试图不断地寻找机会把事业做得更大,这是浙商的一种普遍状态。作为投资者,曹海华很乐于提及一种在浙商中普遍存在的合作投资方式:一个小老板挣了一百万,做不成什么事。怎么能挣大钱?投资到自己认识的别的浙商的项目中去,1%、5%入股,几十个小老板,凑在一起,一下子就有了一大笔资金,交给一个大家看好的有经营头脑的大一点的老板,就容易投到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由于联系紧密的老乡关系,这种高风险的金钱交易,有了相对安全的保障。 

  升级:做大或做品牌 

  林勇热衷于让别人试吃他的奶制品。长期在内地习惯于蒙牛、伊利式口味的人,只要尝到他的产品,会马上觉察出异常。林勇的奶制品口味确实更为醇厚细腻,但也不便宜。这种名为“音苏特”(维语“新牛奶”的音译)的盒装酸奶,一小盒高达12元—与内地同类产品3至5元的价格相比,算是“奢侈品”。 

  2004年,时值国内的奶业投资热。当年6月,蒙牛乳业香港上市一举筹资10多亿元。从做裁缝和边贸起家,在喀什商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什么挣钱做什么”,习惯于传统浙商“短平快”经营模式的林家三兄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们变卖了所有资产,兼并了喀什地区种畜场,在疏附县建起了养牛场,成立了新疆南达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达),从此决定专注于以生态奶业为主的生态农业。 

  到新疆开农场,近几年在内地商人圈里是一个颇为流行的话题。日照长、糖分高、低污染的高品质,使得“新疆产”已经成为中国高端农产品(000061)的一块招牌,高科技生态农业已然成为新疆的重要优势产业之一。例如,近几年在内地中产家庭中相当流行的“和田玉枣”便产于和田某沙漠边缘的兵团224团农场。在国内其他枣类几元十几元一斤的情况下,和田玉枣连续几年四五十块一斤居高不下,且每到收获季,外地来高价收购者络绎不绝,供不应求。 

  即便如此,像南达这样拥有先进技术和完整产业链者仍然少见。从自有两万多亩农场种植饲草和各种特色林果,用全程电子监控的方式自养几千头高品质奶牛,再到技术先进的奶品生产线。林勇下一步的目标是实 现完全无添加工厂,把“原生态”这一概念做到极致。 

  他乐于带人参观南达位于喀什郊外人烟罕至的戈壁滩上的奶牛场,在参观者惊讶的感叹声中,略带夸张地解释:“我们的卫生指标是国家指标的200倍,在全国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么干净的牛。”他强调自己农场的奶牛“过得很舒服”:干净舒适的养殖场、人工配选的营养得当的饲料、精确到每头牛的电子监控信息等等。 

  喀什日照时间长,草质好,吃了这种饲草的奶牛产出的奶质量更高。而气候干燥,可以避免潮湿地带容易滋生细菌引起的霉变。南疆可耕地少,但大量荒弃的戈壁,如果开发得当,就是建立大型农场的良好基础。刚开始建畜牧场时,南达从其他地方运来大量泥土改造戈壁,以种植草料和果树。最近几年,他们利用靠近雪山的优势位置,把从山上冲下来的淤泥围起来,就成了良好的泥土地。据说每年可以淤积几千亩。 

  林勇固然对自己奶业的品质和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但他也在时刻担心任何一个环节可能出现的突然变故,“快把自己变成神经病了”。作为一个链条如此长的产业,许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都可能对其造成冲击。一个当地学畜牧专业的朋友曾对林勇说,他自己是绝对不会投这个产业的,因为内行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链条很长,风险很大的产业。在2004年前尚未涉及奶业时,南达是喀什一家颇有名气的商贸品牌,经营高档服饰和餐饮等。林海和哥哥们虽然看好奶业市场,但其实对整个行业的具体要求并不很了解:与如今津津乐道奶牛的每个细节完全不同,他甚至不知道奶牛是怀孕时才产奶。林勇对自己创业的总结是:“无知者无畏,迈进去后,再无退路,只能一心做好。”。 

 因为有高昂的物流成本,量大和廉价并不是新疆农产品的优势,抓住原生态概念做高端市场,是林勇的主要市场战略。“我们的产品在内地要跟别人拼价格,那就不卖了。”同类产品从新疆运过去,价格要高好几倍。而且由于路途遥远,对新鲜度要求非常高的农产品运输需要克服的困难更多。事实上,为了保证新鲜度,南达现在的许多产品是通过即时空运供给内地一些高档消费场所的。 

  位于“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喀什,尽管政府也希望南达能出口,但林勇却并没有“向西”的打算。向西的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消费能力有限,消费结构层次较低,与南达高端产品定位不符。南达看准的是内地—中国发达地区北上广的购买力,并不逊色于其他发达国家市场。 

  “抓住了一个长三角,就抓住了一个德国,把整个北上广抓住了,就等于抓住了整个欧洲。” 

  做高端产品,做好品牌,升级原有的商业模式—在观点上,周海炯与林勇不谋而合,但相比林勇一切事情都自己做,周选择的是更简单的方式:贴牌。 

  周的公司主营中亚市场水暖和铜配件,为此,他已经在家乡浙江诸暨注册了国际商标,让当地企业贴牌生产自己需要销售的产品,质量标准由自己控制,走中高端路线,销售到中亚去。周海炯近几年的目标是靠自己的老客户的基础抢占同类型土耳其产品在中亚的份额,“为中国产品争气。” 

  在曹海华的印象中,在新疆的浙商比较明显的升级换代在2005年左右。传统的谋生之道大部分浙商还在坚持做,“在新疆到处都有做杭州小笼包的浙江人;70%的新疆水泥厂,都是由我们浙商控股的”,但一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人正在往高端走。在他看来,并不是外部特别的政策原因使然,而是商人们多年发展累积起来的趋势。 

  按照新疆浙江商会的统计,长期在新疆发展的浙商,目前在新疆投资额最大的产业是包括商业地产和住宅市场在内的房地产。一些新疆人熟悉的楼盘和开发商,例如新疆通嘉集团的“通嘉世纪城”,金城集团的“新洲城市花园”,新疆绿城公司的“玫瑰园”,老板都是浙江人。由于许多浙商起家于商贸,其后沿着这一方向开办专业市场,商业流通地产一直是浙商在新疆主要产业之一。 

  矿业勘探开发和生产也已经成为浙商在新疆投资的新热点。新疆浙江商会会长葛永品曾向媒体证实,新疆美特镁业、民丰县铜磊矿业、德力西集团新疆工业电器公司等浙江籍企业,都在投资矿业项目的前期勘探开发。 

  2010年12月,万向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鲁伟鼎与新疆签署化肥能源领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10年内万向控股在疆投资将达1600亿元以上,建设世界级化肥生产基地、煤电煤化工能源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及科技研发中心。早在2005年,万向就获得了钠硝石探矿权,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发现了储量2.2亿吨的硝酸钠矿床,5年间投资5亿余元研发,掌握了钠硝石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关键技术。 

  浙江盾安集团则计划在未来几年,投资千亿元在风力发电、风电装备、光伏产业与镁合金新材料项目上。 

  小企业和服务业来了 

  除去曹海华、林海和周海炯这样的商人,向西而来的内地企业,也是投资新疆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疆雅戈尔(600177)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戈尔)是中国产业西移的典型代表。由于内地纱厂用工不足和电费过高等问题,新疆作为中国重要的棉花基地,靠近原料市场,电费便宜,用工情况也比内地好,劳动密集型的雅戈尔是抱着降低成本和抢占原料基地等综合考虑移师新疆的。2005年搬来喀什的,包括了雅戈尔的上游链条纺纱事业部,并在当地拥有一部分棉田,生产的半成品棉纱运到宁波,供雅戈尔总部生产成品服装。 

  几年内,按照新疆纺织工业“两城七园一中心”的战略规划,在喀什、阿克苏和石河子等新疆重要的棉纺中心,雅戈尔都建了厂或者找到了合作企业。 

  一些为了靠近市场的沿海中小企业也被卷入入疆搬迁潮。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原本是中国水暖器材的重要生产基地。由于新疆和中亚冬天寒冷,这里一向是水暖器材的重要市场。以前,许多工厂在店口的企业通过在乌鲁木齐华凌市场等大型建材市设置摊位,销售产品。但最近几年,由于沿海一带的土地、劳动力和电力等综合成本大幅上升,中小型工厂开始成批地从店口内迁,在乌鲁木齐市郊区,已经集中了一二十家由店口迁来的同类工厂。 

  “店口我们小企业待不下去了,税收高、运费高、电费高,三高,什么都高。”一位今年正月刚将4条水暖管生产线从浙江店口搬迁至乌鲁木齐的企业主说,当地很多企业已就近迁到山东临沂,另一些则像他一样来到了乌鲁木齐。道理很简单,因为新疆“竞争少一点,周边国家多一点”。而且原来家里一直有人在乌鲁木齐做销售,对新疆和中亚市场相当了解。他从先前已搬来的老乡那儿得到的信息也是令人鼓舞的:“老家电费九毛多一度,这里是五毛,仅此一项,四五条生产线一个月可以节省几万元。” 

  除了工业企业,资本和服务业在新疆也很被浙商和外来者看好。 

  当喀什人说起当地有一个中国最大的五星级酒店时,外来者大概觉得这是在开玩笑—别忘了,这里只是中国最西部一个偏远的地级市。即使近两三年来,在“建西部特区”的宣传口号下,大批内地政策援疆资金和随之而来寻找机会的民间资本大量涌入,当地已经有好几家五星级酒店在建。但“中国最大的五星级酒店”这一概念,仍然让人无法与喀什联系在一起。 

  建筑面积14万多平方米,客房1600间,餐饮包间92个,大中小型会议室20个。酒店里有一个能坐1000多人的演艺厅,天天晚上有演出—这座名叫银瑞林、投资10多亿元人民币的酒店是喀什市的18个重大项目之一,由深圳援疆指挥部招商引资而来。总部位于安徽合肥的安徽银瑞林集团,长期以政府会议接待为其特色服务,除了合肥总店和喀什店,还在云南石林景区有一家同名酒店。 

  按照规划,在喀什银瑞林酒店周围,还将建设一条商业街,一座写字楼和一栋六层楼的百货商场。这些项目加起来,占地七八十亩,总投资20多亿元人民币。整个工程由银瑞林自有的建筑公司建设而成。按照已经公布的向东建设新城区的大喀什新城建设规划,这个酒店和它的附属楼群,是未来喀什新城的中心。 

  安徽银瑞林集团执行董事、酒店总经理唐邦勤说,他们之前从战略上反复分析过喀什这个城市,很看好其前景:喀什不仅有巨大的旅游资源,而且在国家战略上很重要。内地很多城市已经饱和,投资成本很高,比如合肥的地价至少几百万元一亩,而他们买的这块规划中的新城中心不过几十万元一亩。“未来肯定要上涨,进入越早,获利越大。” 

  除了地产增值的考虑,银瑞林集团想在喀什做的,是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中心和南疆商务中心。作为喀什第一家完工开业的五星级、南疆目前最高端的酒店,不仅政府比较大的接待基本上会放在这里,唐邦勤还希望能够承担南疆四地州政府,包括喀什地区11个下属县的办事处功能,对来往客人提供接送和餐饮等综合式服务。凭借合肥银瑞林总店跟中央财政部门的合作,她还想把全国性或北疆的会议拉到这里来做。 

  但经营服务业在喀什的风险也不小。今年5月,银瑞林酒店开业,时逢南疆旅游旺季,整个南疆的旅游业却一下被6·29和田劫机案带入了寒冬。不过,唐邦勤说,会务服务让银瑞林酒店的人气还是挺旺,每天都能接好几个团,从开业的5月到现在,“生意比想象中好”。她说这话时,一个全国海关关长会议正在酒店召开。 

  考虑到当地90%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少数民族,目前,酒店的餐饮是全清真的。唐邦勤发现,当地的一些客户正通过朋友介绍的方式前来消费。事实上,在银瑞林酒店的大堂中,有比例相当高的戴头巾和小花帽的传统少数民族客人。 

  虽然置身有一定不稳定因素影响的南疆,但唐邦勤认为酒店投资还不存在太大风险,“人什么时候都要吃喝,只要管理能跟上,服务行业的市场需求总是巨大的。” 

  向西,再向西 

  “新疆整体治安情况其实比内地好,除了少数涉及宗教的极端个案,比浙江都安全。”曹海华在新疆有不少当地朋友关系,一谈到新疆的稳定问题总会有点激动。他倾向于认为只要政策得当,很多问题不难解决。 

  在他眼里,新疆商机无限。比如网购催生的现代物流业,“几年前店家买包装货品用的纸盒子,一买只有几十个,现在一买都是几千个几万个,印刷包装业前景很大”;再比如汽车售后服务,“这个利润空间大得不得了,但是现在新疆广汇集团已经做了,我们其他浙商就不能跟他竞争了”。 

  属于稳健派的周海炯对未来同样乐观。“现在新疆在搞跨越式发展,房子越建越多,当然机会越来越好。”而对于自己主营的中亚市场,“那些国家的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像我们夏天的天气一样,一会晴一会雨,还是风险机遇并存。” 

  他暂时还没有做别的行业的想法。“做房地产、做采矿的生意太容易发财了,以前机会是有的,我都没有去做。”做那些行业不但需要交际才能,也要有过硬的社会关系,周海炯自认与自己个性不符,同时风险也大。年近五十岁,他觉得把自己现在的外贸业务做好就可以了。 

  “以后如果子女愿意,他们可以再做其他的。” 

  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会议说要将喀什建设成为中国西部的“经济特别区”。被“新特区”概念吸引,当时络绎不绝的内地商人前来到喀什寻找机会。然而,自从去年7月喀什发生当街砍杀多人的7·30、7·31恶性恐怖事件过后,因为担心地区形势不稳定影响生意,许多人已经离去。久等不见具体利好政策的“新特区”概念,对于许多人而言,已有褪色的迹象。 

  “房多人少”,从陕西来喀什开饭馆的小老板,这样总结喀什目前的商业状况。整个喀什仍然到处在建各种商场和专业市场,但与两三年前比,人们的投资热情明显回落。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亦私下里承认,目前喀什经济“比较萧条”,他们担心大规模已建或在建的房产如何消化。 

  但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投资在这里的林勇对此却有不同解读:在他看来,喀什的特区政策还没开始—现在下来的这些政策,跟原来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无太大区别。以喀什在中国内政和对周边国家影响的重要地位,政府肯定会把它建设成一个重要城市,会有更多的利好政策出台。 

  “虽然不少商人的确出于稳定形势考虑,放弃了在喀什的投资,但我们浙商流失很少。”林勇开玩笑说:“新疆也好,西藏也好,应该给我们浙商颁一个特别奖。”在这些地区,浙商扎根发展,改变了当地的商业环境。 

  他有着典型的工业文明熏陶出来的思维方式。“2009年对新疆影响重大的7·5事件,参与者基本都是一些失业者,如果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参与到企业里变成产业工人,发生类似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有多年在南疆与少数民族一同工作生活的经历,林勇对当地用工有自己的看法。虽然语言和文化是一种障碍,但他认为只要雇主了解本地文化,互相尊重,就可以达到较为理想的用工状况。南达的少数民族员工高达70%,员工的满意度和稳定性很高,他们也逐步培养了中层以上的少数民族管理人员。 

  “在广东、浙江,很多工人回去过春节,第二年不一定来了。但南达的员工稳定性挺高,有些少数民族员工跟了我们20多年了。” 

  但是,新疆之前吸引企业的商机未必一成不变。对雅戈尔而言,现在,靠近产棉区和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两大当时吸引他们在新疆建厂的优势,似乎正在逐渐消失。 

  政府为了保民生,规定了国产棉花收储价格。新疆是产棉区,在这里,企业没有进口配额,买不到比国内棉花每吨要便宜近5000元钱的进口棉。加上自2011年以来,全国性的棉纱行业不景气,外部需求少,纱的价格卖不起来,积压厉害。 

  用工问题对劳动密集型的雅戈尔是另一大考验。来自当地农村的很多少数民族尚不习惯高纪律性的工厂工作,加上劳动强度比较高,一天要站8个小时进行操作,雅戈尔在新疆的用工质量一直不尽如人意。喀什厂区800多人的用工需求很少能达到完全满员,工人一直在换,生产很少能满负荷。 

  尤其是最近两年,喀什提出建设经济特区的概念后,当地有了更多别的工作机会。目前工厂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1560元左右,对一部分新招工人还提供食宿与上下班班车。但这样的待遇对当地员工似乎已失去吸引力。阿克苏的工厂平均工资已到2000元,用工情况同样不理想。公司试图从甘肃等内地招工来当地,也很难招到。而在浙江宁波总部,雅戈尔工人的平均工资也不过2000元左右。 

  雅戈尔的高级经理曾德军认为,往西走,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不可能再逆转。政策得当,新疆跟内地比较起来,仍有优势。但这种优势正在慢慢消失。几年过去,当年雅戈尔在新疆大规模发展的良好预想,从现实情况来看,实现得不是太理想。公司也在考虑加大机械化进程,减少人工。但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全球发展历程来看,都是从发达地区不停地向低发达地区转移:从英国到亚洲的日本、韩国,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再到如今的中西部地区。 

  再往西的中亚和巴基斯坦等市场,雅戈尔也曾去考察过。那里现在需要的主要是中国的建材(水泥、瓷砖)、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廉价日用品和电子产品等,稍微高档的货品市场很小。从新疆出境的服装出口量确实很大,但主要是从义乌等地拉过来的低档产品,这显然不利于制造高档西服衬衫品牌的雅戈尔。 

  “最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一直来企业调研,希望能够解决像雅戈尔这样的棉纺企业面临的问题。”曾德军说。作为新疆的战略性产业,棉花相关产业的发展,关系重大。他希望,政府能有适当的政策改善雅戈尔及类似企业目前的困境。 

  而雅戈尔已经在考虑将目前在新疆的纺纱事业部移至越南。越南棉纺行业的政策好,进口纺纱机没有限制,进口棉也没有配额限制,工人素质相对不差,平均150美元的月薪,相对新疆有很大优势。但是越南基础设施跟不上,包括物流等配套服务跟不上,“买个螺丝帽还得从国内进口。” 

  “但是,如果越南发展成中国这样,工人的工资水平也就该上来了。” (来源:《全球商业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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